北京的老字号是宝贵的财富，是老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老字号大都有流传下来的牌匾，这也是老字号的无形资产。牌匾基本是历史上各界名人所题，但其中一部分真假莫辨。如都一处烧麦馆是否为乾隆所题？如瑞蚨祥绸布店的牌匾，至今不知何人所写；再如六必居、鹤年堂的匾，一直传说为明嘉靖年间的奸臣严嵩所书，是否如此？其实是很令人 怀疑的。

　　六必居是北京最著名的老酱园，传说最初为六个人所开办，请严嵩题匾，严嵩便题“六心居”，但又觉得六人不可能同心合作，便又在“心”字上添了一撇，成为“六必居”。清代的一部笔记《朝市丛谈》也写明六必居为严嵩所写，但却是孤证，其它野史笔记均不见载。民国以后的蒋芷侪所著《都门识小录》云:“都中名人所书市招匾时，庚子拳乱，毁于兵燹，而严嵩所书之‘六必居’，严世藩所书之‘鹤年堂’三字，巍然独存”，这也是照抄前朝野史笔记，更不可靠。但也有人认为六必居原先是小酒馆。为保证质量，酿酒要“六必”，即“黍稻必齐，曲蘖必实，湛炽必洁，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所以取名“六必居”。这种说法流传甚广。

　　但据六必居原经理贺永昌的解释:“六必居”不是六人而是山西临汾赵氏三兄弟所开专卖柴米油盐的小店，店名即据“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来，除不卖茶，其他六件都卖。也兼营酒，还卖青菜，制酱菜是以后的事了(《驰名京华的老字号》，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如据此解释，严嵩题“六必居”的原意就根本站不住脚了。

　　又据叶祖孚《燕都旧事》(中国书店1998年版)载:六必居最初确为小酒店，但本身不产酒，只是从其它酒店趸来酒经加工制成“伏酒”、“蒸酒”再出售(“伏酒”是买来后放在老缸内封好，经三伏天半年后开缸。“蒸酒”我查资料，皆未记载如何制作)，后来才变成制作高档酱菜的酱园。更重要的是，上世纪60年代，邓拓通过六必居大量房契与帐本，考证出六必居不是传说中的创建于明朝嘉靖初年，而是创建于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至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间。而且原来也不叫“六必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的帐本上都称“源升号”，直到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才出现“六必居”的名字。这是邓拓极为重要的钩沉发现。这就铁证六必居既不开业于明代，何来严嵩题匾？我读过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三联书店1979年版)，知道60年代他为研究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现象，调查研究了北京地区商号、煤窑等大量契约、账簿资料，他最初可能也相信六必居是明代老商号，但一经实物调查，才发现它是清代商号，与他研究的课题年代不符，所以《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一书中引用附录了不少资料和契约照片，并无六必居的资料。

　　由此可见，关于严嵩题匾只不过是六必居老东家为商业利益利用了民间对于严嵩的知名度，用今天的话说就叫做“名人效应”吧？其实，假设六必居真的开业于嘉靖初年，也不会去找严嵩题匾，因为那时严嵩还供职于南京，五十多岁还一直坐冷板凳，根本没有什么知名度。

　　当然，严嵩的匾无下款。因此有人以为他是奸臣，题款被后人抠掉，再如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认为鹤年堂药店是严嵩所书，所云何据，无缘请教。鹤年堂也是一家老字号，相传也创于明嘉靖末年。有一种说法认为鹤年堂之名原为绳匠胡同严府花园一个厅堂的名字，严嵩倒台之后，这块严嵩自书匾流落出去，后来成了店名。店外还有一块“西鹤年堂”的匾，传说为严嵩之子严世藩所书，更不可信。过去鹤年堂的配匾、竖匾分别传为戚继光、杨继盛所书，戚、杨二人均为忠臣，尤其杨继盛当年弹劾严嵩十大罪被下诏狱而死，将忠、奸死对头的匾额配在一起，岂不滑天下之大稽？这其实是店铺老板文化浅薄的表现。再者，严嵩在明嘉靖年代炙手可热，是内阁首辅(明代不设宰相，以内阁大学士集体行使行政等权力，为首领班的大学士地位最重要，称为“首辅”，颇相当于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怎么可能以“首辅”之尊一而再为当时的小酒馆(六必居)、小药店题匾？

鹤年堂

　　再假设严嵩败落，“鹤年堂”匾流落出来，当时的形势是万人痛恨严嵩，恨不得碎尸万段，开业于严嵩倒台之后的鹤年堂药店老板怎敢把严嵩的匾额堂而皇之悬挂？鹤年堂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挂严嵩的匾，肯定要被愤怒的士子百姓们砸烂的。抠掉题款也不行，严嵩当年是诗文书法大家，《明史》也不得不认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并以擅写“青词”(一种诗书俱佳的带有道教色彩的文体)名传天下，这瞒不过人们的眼睛。

　　正因为严嵩是奸臣，他的书法和秦桧、蔡京一样一幅也没有流传下来。如果有实物，也可以鉴定比较。从鹤年堂、六必居的匾看，字体苍劲、笔锋端正。严嵩的字是不是这种风格呢？据《燕都旧事》载:琉璃厂宝古斋的老板邱震生曾见过严嵩真迹。上世纪30年代，山西榆次有人来京求售明人书札册页，其中一页是严嵩手札。内容是他写给下级的手谕，签署“严嵩具示”。书为二王体，字颇娟秀。邱震生后来成为国内有名的鉴定专家，他毕生只见过这一页严嵩真迹(同册页还有文征明等明代名人手札)，他认为是真迹无疑。因而研究老北京掌故的叶祖孚先生断定，六必居等所谓严嵩题匾与真迹完全不同。老北京老字号的牌匾还有相传曾为严嵩所题，如柳泉居。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听老辈人讲过，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似乎发生在严嵩被贬谪的途中，这更不可能了。北京沙河明代巩华城的匾额，传说也是严嵩所书，当然存留至今字体已模糊难辨。查正史该城确是严嵩向嘉靖皇帝进言而修建的。但严嵩死后，依惯例他的题匾是应该被换掉的。

　　严嵩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知名人物，除正史外，俚曲多有表现，如京剧《打严嵩》。其它以严世藩为主角并涉及严嵩的杂剧《丹心照》、《一捧雪》、《万花楼》、《鸣凤记》等，使得老百姓对这对奸佞父子家喻户晓。再比如山东孔府大堂通往二堂的通廊，几百年来放着一条红漆长板凳，据《孔府内宅轶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记乃严嵩被弹劾时，跑到孔府求衍圣公替他向皇帝求情，这是他所坐过的板凳。严嵩之孙女曾嫁与衍圣公第六十五代孙孔尚贤，但稍有文史常识熟悉明代典章制度的人都不会相信“板凳”的传说是真实的。

　　传说尽管是传说，但人们仍然在口碑流传，这似乎成为老北京老字号吸引人的一个方面？“文革”当中，为保护这些牌匾，还产生了若干故事。这些牌匾至今仍在，我可以肯定，这些牌匾的真正题写者应该是当时无名的文人，岁月的流逝已不可考证出他们的名字。惟一的科学态度是不要以讹传讹，例如，某出版公司出版的《北京新老字号名匾荟萃》在“六必居”、“鹤年堂”照片下均注明“严嵩书”，还特意指出“其历史和书法价值较高”，这就违背真实了。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曾出过一部《北京名匾》，也收入“六必居”、“鹤年堂”匾照片，注释写明不知书写者姓名，这是正确的，因为不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