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个题目，很可能有人侧目而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何来妓女？你偏来“无事生非”。可是我思虑很久，觉得这题目实在该写。不然实在对不起整天“泡”在“小姐”怀里的“大亨”、“大款”、“党政官员”们。给“泡族”（当今社会上十分流行“泡”）一点“泡小姐”的甲乙丙丁，不然他们就真的成了“商女不知亡国恨，至今犹唱《后庭花》”了。

中国妓女的起源问题，我不知有无专著研究，没有见过。但是，杂书野史、口头文学流传颇多。下面仅举几种说法，探讨一下中国妓女的起源问题。

一说是在虞尧夏禹之时，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前。《尚书·虞夏书·益稷》有这样的记载：尧的儿子丹朱，整天玩乐，不干正事，不分黑天白夜，“朋淫于家”。“朋淫”就是“群交”。那么，什么样的女子可以昼夜不归，在外面与人群聚性交呢？显然是妓女无疑。依此说，中国的妓女应该是在尧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一说是在夏桀之时，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西汉的刘向在他的《列女传》中就有过“夏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四方美女积之后宫，作烂漫之乐”的记载。夏桀是夏朝最后一个君主，也是夏朝最荒淫残暴的君主，但他不是唯一的。夏朝的腐败淫乱是从第三代开始的，“太康失国”就是因为“娱以自纵”所致。“孔甲乱夏”，也是因为“淫乱德衰”。君主如此，臣子自不待言，性买卖兴起于此时，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说是在春秋时的齐国，大约在公元前680年左右。《战国策·东周策》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齐桓公和管仲置女闾的目的是为了“征其夜合之资以富国”。《论语·微子》也有记载“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清人褚人获在《坚瓠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这是官办的、以国家赢利为目的的妓院的开始。显然，管仲是见到社会上，有了以买淫为乐的男人、以卖淫为业的女人这样一个性交易市场的存在，才产生了“国营妓院”的想法。这个时代还产生了“营妓”，《吴越春秋》说：“越王勾践输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 娱其意。”越王为了稳定军心，组建了“营妓”，为前方将士提供性服务。连年发动扩边战争，以武功传于后世的汉武帝，也建立营妓制度，用随军妓女来安定自己的军队，《万物原始》上就有记载：“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中国人在2600多年前就有了随军妓女，这也许是世界之最。

清朝人袁枚在《随园诗话·第六卷》，对妓女的起源有另一说。现将原文抄录如下，以资考证。

有人问：“妓女始于何时？”余云：“三代以上，民衣食足而礼教明，焉得有妓女？唯春秋时，卫使妇人饮南宫万以酒，醉而缚之。此妇人当是妓女之滥觞。不然，焉有良家女而陪人饮酒乎？若管仲之女闾三百；越王使罢女为士缝纫，固其后焉者矣。”戴敬咸进士，过邯郸，见店壁题云：“妖姬从古说丛台，一曲琵琶酒一杯。若使桑麻真蔽野，肯行多露野深来？”

上面说到的“卫使妇人饮南宫万以酒”见之于《左传·庄公十二年》。南宫长万，即宋万，又称南宫万，宋国大夫，以勇力事宋闵公。在宋鲁乘丘之役中，鲁庄公用箭射伤并俘虏了南宫万。宋国向鲁国请求释放南宫万，宋闵公用讥讽的语言嘲弄了南宫万，南宫万因此怀恨在心。回国后，南宫万于庄公十二年（公元前682年）秋天，弑杀了宋闵公及几位大臣，立宋公子子游为国君。后来，外逃的公子们联合起来，在曹国军队的支持下，打败了公子子游，南宫万逃到了陈国。宋国用贿赂请求陈国把南宫万引渡回国。陈人就用女人陪南宫万喝酒，灌醉后把他捆起来送给宋国，宋国把他杀了。

袁枚写的是“卫使妇人饮南宫万以酒”，有误，应该是陈国。但是，袁枚未必是要考证究竟是卫国还是陈国，用“美人劝酒计”把南宫万灌醉，而使其缚手就擒。然而，袁枚却真的把中国妓女的出身说清楚了。按袁枚的说法，在管仲挂牌开设国营妓院之前，就有了官妓的存在。陈国陪酒的女人，既然不是良家女子，肯定是驿馆的“女招待”，也就是官妓。官妓是“吃皇粮”的，她们只是听政府的工作安排，完成自己的接待任务，并不以赢利为目的。政府只是用她们为国宾提供性服务，也并不想获取什么经济效益，只是达到政治目的一种手段而已。

管仲的国营妓院完全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什么叫“夜合之资”，说白了就是卖×的钱。因为有了买淫的男人，才有了卖淫的女人；有了买淫卖淫的市场，才有了管仲开设的职业化、市场化的营业性妓院。管仲只不过是国营妓院的始作俑者而已。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妓女的起源推溯到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虞尧夏禹时代，或更早些。妓女的出现，是与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玩弄女性分不开的，它应该是私有制的孪生姐妹。帝王的宫殿就是历朝历代最大的妓院，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地方官吏就是卖淫的最大买主。

袁枚说：“三代以上，民衣食足而礼教明，焉能有妓女？”可是，中国的“衣食”从来就没有“足”过；中国的“礼教”从来就没有“明”过。于是，中国的女人，当然是那些失去了人权的、“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女人，为了最低的“人权”——生存，不得已走上妓女之路。因为他们除了把仅存的，人的那一点点本能扒光抛出之外，实在是没有什么技能可以活命了。

到了现代，特别是买淫市场的不断扩大化和国际化，中国妓女早已抛弃了古老传统的“卖艺不卖身”等等的陈规陋习，因为在她们看来，古人实在是不会什么“性技巧”，只会写些后人看不懂，弄不通的“淫书”。所以，在我们的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同时，“性产业”也在迅速地与国际买卖淫业接轨。于是就要引进，引进“先进”的性交技术与设备（性交工具），当然也包括性观念、性道德等等在内的“软件”。这一引进，中国的妓女才知道，自己的工作场所可以不必仿照古人，叫什么“怡春院”、“藏花阁”等等，可以叫“洗头房”、“洗浴中心”、“夜总会”、“美容院”……总而言之，那都是男人泄欲的“天堂”，女人赚钱的市场。

在今天，中国的确“没有”了妓女，因为那叫法实在不雅。只有官方的红头文件才有“卖淫”、“嫖娼”的字样，市场上只叫“小姐”。这既“典雅”又“摩登”，又可避官方“卖淫”、“嫖娼”的追究。

有人把如今市场上的“小姐”划分为七个阶层，一是“二奶”。按月收费，满足买淫客对自己的性占有，但不提供感情、生育、居家等等内容；二是“包婆”。提供阶段性服务，一个出差期，或一个业务活动期，对象不象“二奶”那样长期固定，一次一成交；三是“陪女”。场所在“三厅”，“坐台”服务，可以卖艺，可以卖身，可以当场成交，可以“出台”包夜；四是“应招妹”。电话、网上联系，全方位上门服务，或到自己的住所提供服务，当场成交；五是“发廊妹”（“按摩女”）。当场成交，服务方式多样化；六是“马路女”。游荡于大街小巷，公共场所，拉客服务，一次成交；七是“工棚妹”。随流动民工辗转各地，专为民工提供性服务。

在这七个阶层之中，第一阶层提供的是同居性服务，对象是权贵、大款、外商。老百姓俗称“卖骚”；第二三阶层提供的是社交性服务，对象除了上面几种人外，尚有那些有几个“糟钱”的主儿。老百姓俗称“卖俏”；第四五阶层提供的是多种性服务，对象是有几个“糟钱”的主儿。老百姓俗称“卖肉”；第六七阶层提供的是满足嫖客一次泄欲要求，对象是“卖油郎”一类的游荡汉。老百姓俗称“卖×（女阴）”。

据说“小姐”的收入不菲。有调查，北京及大城市的“小姐”年收入均在10万元以上。曾经有媒体报道，某小城市的政府迫于老百姓的强烈反对，对“小姐”的“工作环境”稍加整顿，引起“小姐”的不满，于是“小姐”纷纷提款离去，一时银行动摇。不得已，当地政府为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又重新开始“筑巢引凤”。社会上把这叫做“繁荣必须娼（昌）盛”。可见这“小姐”已经成了某些地方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性产业”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但就其内部而言，我以为收入不菲的大概仅指前五个阶层，而后二个阶层非但难以挣到钱，而且还有极大的生命财产危险性。

如今有人在研究中国大陆“性产业”的“发展”问题，而且已有论著面世。经济学家是否也把“性产业”列入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之中；统计学家是否也把“小姐”们的收入列入人均国民收入之中；社会学家是否也把“小姐”们的岗位列入“再就业”的行列；政治家是否也把“小姐”们的贡献列入自己的政绩……不知道此等研究是有助于这丑恶的铲除，还是有助于它的“发扬光大”。但就妓女的起源而言，在帝王的宫殿无疑，始作俑者是帝王将相无疑。

共产党进城不久，毛泽东在根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娼妓业”时，就曾指着北京的紫禁城，对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和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说，这皇宫大内和大大小小的各级衙门，就是封建社会买淫卖淫的最大市场；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以及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就是买淫卖淫的总根子。所以，他发动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扫黄打黑”运动，那是一次真正的、标本兼治的运动，使“娼妓业”和“黑社会”在中国大陆绝迹了三十年。研究“性产业”的专家，请先研究一下中国的买淫卖淫史，研究一下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发动的那场“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扫黄”史。

按着清人袁枚的说法，“衣食足而礼教明”，就不会有妓女了。那么，我们何时才能达到这“衣食足而礼教明”呢？这实实在在应该是政治家的责任。